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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棚虫”的另外一张面孔
2012-04-30 22:56:31 来源:《东方早报》2004年1月30日 作者: 【 】 浏览:53次 评论:0

    他们大多成长在“艺术”的边缘;在孙道临、毕克的声音里耳濡目染;他们童年就有一个艺术之梦,并为此练过枯燥的“童子功”;

  为了心底的梦想,他们大多成了自由职业者,把大把的时间和追求,都留在了录音棚内,他们有一个很不“艺术”的称呼——“棚虫”。

“棚虫”们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自得其乐
[ 声音 ]

 

  金锋:我们的职业一栏里,总是写“自由职业”。在单位里,总是有种制度在约束着你。而在体制外做事,却自由了很多。

  冯骏骅:配音也还是我的主要职业。

  翟巍:配音这一行,我是干定了。

  2003年的最后一天,当冯骏骅从位于定西路上的录音棚里出来时,钟表指在晚上10点半。提醒她,进去时是13个小时之前。

  她是一个配音演员,也是所谓的“棚虫”。从10月份开始,她一直窝在录音棚里,相继配了200多集戏的声音。两个月来,过着一种几乎分不清昼夜的生活。
入行“童子功”

  相比于别的孩子,她的童年显得格外单调,除了学校和家里,再就是录音棚。“我们这一代‘棚虫’里,很多人都是从小练童子功练出来的。”在冯骏骅的印象里,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是和她从小就认识的。

  1980年代,中国的配音界开始进入鼎盛时期。那个时候,大量的译制片开始进入中国,人们看译制电影的情形,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而很多片子里那些儿童角色的配音,就需要像当时的冯骏骅一样大的小孩来配。

  冯骏骅第一次接触配音,是在5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是个导演,她也因此从小就有了比别人多的“触电”机会。3岁多的时候,她拍了生平第一部电视剧《小不点》。5岁那年,她在南京拍另一部戏的时候,剧组请了上海电视台的张欢去为电视剧配音。“认识了张欢老师以后,我就开始了配音。张欢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欢是上海电视台译制部的配音演员,当年风靡全国的《成长的烦恼》里的妈妈Maggie就是她给配的音。5岁的冯骏骅在她的调教下,开始向着配音慢慢走近。最初的时候,冯骏骅“什么都不会,张欢老师一句句教我。通常情况下,是她捏一下我的手,我就开始说话”。

  此后,电视台只要有小孩的片子,就会找她去配音。相比于别的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也显得格外单调,除了学校和家里,再就是录音棚。“甚至没有什么时间玩。”

  不只是冯骏骅,在她身边的金锋、李晔、翟巍……都是和她一样从小练习“童子功”练出来的。他们当中,有的曾经是影视童星,有的是电台少儿节目的小播音员,或者,因为各种巧合的机缘,步入配音界。

  金锋出身艺术世家。祖父母和白杨、孙道临一道,是解放后中国的第一代电影演员。他的父亲,曾经在电影《西安事变》里出演张学良。家庭的氛围,使他对于演艺界和配音比较熟悉。8岁那年,金锋第一次给一部电影配音。“现在已经不记得片子的名字了。”

  刚刚成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的翟巍,家里没有任何和配音职业相关的“人士”,是因为当年的一次讲故事比赛得以进入这一行。“6岁的时候,我参加了‘小青蛙故事比赛’,得了特等奖。被推荐给韦启昌老师,他当时是《蚂蚁与大象》的导演,我就去给小动物配音。”

  当然也有更晚一些“出道”的人,李晔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小就上了菲菲艺校和话剧培训班,也是上海电视台少儿演播组的成员,但是天性内向的李晔在最初面对话筒时却紧张得说不出来话。“后面的小孩不停地推我,叫我‘说呀,说呀!’可我就是发不出来声音。”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进录音棚的情景,李晔笑得很开心。

  后来,到了小学三年级,李晔才克服了恐惧,真正走进录音棚开始配音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下,他们进了录音棚。并且在漫长的十几年时间里不停地跟着配音界的老师们学习,学习怎样揣摩角色,怎样运用自己的声音,甚至怎样呼吸……金锋说,现在在配音圈子里开始挑大梁的年轻人,都是当时和他差不多时间入行的孩子。

 

 

艺术的两边

  在那边就是艺术,而在这边,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它是个流程,是个产业,和艺术没有多大的关系。

  对于自己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的身份,翟巍很看重,也很自豪。“对于配音界的人来说,上海电影译制厂,就是配音艺术殿堂的代名词。”与相比“棚虫”,翟巍还是喜欢另一种称呼。

  但是,翟巍拼命强调配音的艺术性和必要性的努力,还是无法阻止外界对配音事业已经开始萎缩的看法。曾经的译制片神话时代已经开始渐渐消失,“棚虫”们的工作,也只不过是一种工业化的流水线技术。这已经是主流的看法和意见。但是,翟巍不这么想。

  尽管2003年毕业才正式进上海电影译制厂,但翟巍的“配音历史”已经有16年了。尽管外界对“棚虫”的评论褒贬不一,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明言自己不愿意看配过音的外国电影,翟巍还是坚持自己工作的价值:“配音是需要的。虽然看原版电影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声音效果,但是画面呢?看字幕是一定会影响观众对整个画面的把握甚至对整部电影的理解的。”

  金锋在北京读的书,在北师大艺术系学影视制作。尽管专业和配音没有太多的关系,2000年大学毕业后,他还是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当了配音演员。因为“当时在北京,还是没有停止过配音。而且一直在学习。”

  台词课上,老师从汉语拼音重新教起。教的内容细微到如何发声,“就像我们说‘a',都是要把嘴巴张大,足够放两根手指才行。”金锋一边说,一边学老师的样子,把手指放进嘴里,“就这样,a---"当然,除了学校里专业的学习,配音实践里的磨砺更多。在北京接戏的时候,经常在配音导演张筠英的指导下配音。“张老师是中戏的台词老师,自己也是配音演员,北京一批30多岁的配音演员,很多人都是她的学生。”

  在一次次的合作中,金锋从张筠英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像怎么发声,怎么发气,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腹式呼吸法”,就和普通人说话是很不一样的。如今习惯成自然,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抑扬顿挫。

  对于社会上对“棚虫”的指责,金锋很超然,“很多人是不了解才这样说的。在技术上,十几年的音配下来,已经是个很熟练的工作了。我们也想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但是现在是商业社会,市场的要求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好好做。不过,每次配音,我还是力图做到最好。”

  在“棚虫”里,袁国华算是一个“老人”了。今年53岁的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自从1980年代从广州战士话剧团转业来到上海,平时没戏的时候,他就做一些配音的工作。“快20年了吧。”袁国华眯起眼睛,开始回忆起自己的配音生涯。“外面有人说现在的‘棚虫’艺术不行,我觉得也不全是这样的。当年配音的时候,给演员的准备时间就很多。”和现在才看一遍戏就开始配音不同,当初配音的时候,演员先要背熟大部分的台词,看两遍戏,再默默地对一遍,然后才开始正式录音。”

  现在,接戏的时候,往往只有一周的时间留给后期制作。分配给配音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往往是看一遍戏就配了,一天下来,可以配3集电视剧。”

  有时候,几天时间把几十集的片子录下来,冯骏骅也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够好。“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个‘配音匠’,做的是一份熟能生巧的活。”在她看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是个圣殿,配音“在那边就是艺术,而在这边,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它是个流程,是个产业,和艺术没有多大的关系”。

 

 

自由职业者

  每次去街道缴费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职业一栏里,我们总是写:自由职业者。

  金锋说,在他们的圈子里,很多人都是没有单位的“自由人”。于是,每次去街道缴费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我们的职业一栏里,总是写‘自由职业者’”。

  2000年大学里毕业后,金锋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里配了一部戏,北京4年的专业训练,让他的提高在戏里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于是,招金锋进上译厂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于没有进人的名额,“厂里向上级部门打了报告。”尽管费了一些周折,金锋最后还是进了上译厂。

  和冯骏骅一样,在金锋的心里,上译厂在艺术上是个圣殿。但两年后,金锋却选择了离开,做了一个体制外的“棚虫”。“在单位里,总是有种制度在约束着你。而在体制外做事,却自由了很多。”

  说到自己的离开,金锋认为还是对自由的渴望使然。现在,他不仅在录音棚里录音,做他的“棚虫”。同时,他也是“琉璃工房透明思考工作室”的经理。在做一些复兴民族音乐,并将其市场化的工作。

  相比起金锋,冯骏骅的经历则相对简单。

  在她毕业的2000年,还很讲究毕业率就业率。“老师很紧张,一直问我要找什么工作。可我却说:‘我不要单位啊。’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定好方向。”

  后来,冯骏骅思虑再三,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配音这一行。因为她已经不习惯办公室里朝九晚五的生活了。于是,当她的同学纷纷到报社到电视台去工作的时候,冯骏骅选择了做个自由的“棚虫”。

  李晔大学里学的是行政管理,但是当同学们都穿起职业装去公司当白领的时候,她却也因为喜欢自由的生活而当起了“自由职业者”。


正业与副业  很多“棚虫”除了配音外,都还有别的事情在做。

  “能够成为一个演员,是我一生的梦想。”翟巍自从接触了配音,就渐渐有了当演员的念头。1999年高考的时候,翟巍去报考了艺术院校。可是,因为“形象的问题”,他被学校委婉地拒绝了。既然不能学表演,当配音演员还是可以的吧?

  于是,“当时我还去各大高校问过,想看看有没有配音专业招生。”可是结果却让他失望,全国没有一所学校开设配音专业。“后来想想,总是要学门技术来养活自己吧。”失望的翟巍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统计专业。

  2003年毕业的时候,翟巍发现自己的“演员梦”还是没有醒来。他去找了上译厂的老师,说明了自己想当配音演员的愿望。老师们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翟巍有些着急了。后来,翟巍找了一家IT公司,成为了一名统计软件工程师。但翟巍发现自己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朝九晚五,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精神上太压抑了。”

  2003年11月,翟巍从公司辞了职,“那个时候,想着即使上译厂不要我,我也可以当个自由职业者”。反正,“配音这一行,我是干定了”。12月份,喜讯忽然传来,上译厂刚好还有一个名额,而翟巍因为在前几部戏里的表现不错,被上译厂正式录取了。

  翟巍圆了自己的配音梦。因此,虽然很多人觉得2003年不好,可他觉得:“我的2003年蛮完满的。”

  很多“棚虫”除了配音外,都还有别的事情在做。

  金锋在他的“琉璃工房”干得很欢,2003年底的时候,他策划的“2003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获奖作品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举行。这个比赛,据他说,是个很上档次的赛事。“我们请来了国内很多名家做评委,水准绝对高。”

  不过,“配音还是我的终身事业”。金锋觉得自己即使在社会上做各种各样别的工作,很多时候还是在为配音做积累。“当初的那些大师们是怎么出来的?他们有着先天的优势,是他们经历的时代成就了他们的艺术。”只有人生经历丰富了,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更加到位。金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在艺术上做到和现在的艺术家们一样好。“毕竟,我们还年轻,有机会学习。”

  冯骏骅则是在广播节目里做主持人。每周一次的动漫类节目,受到了很多动漫迷的追捧。除此之外,她还和同事们一起出演广播剧和舞台剧。只不过,这些工作,都还是和她的声音息息相关。“配音也还是我的主要职业”。每年至少要在录音棚里待上300天的冯骏骅说。

  而李晔,则开始慢慢向配音导演这一个领域迈进。闲暇的时候,她还会写些剧本,“不过很多都是广播剧的。”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说,他们都不会离开配音这个领域。只是,现在没有机会和时间和当年一样,再去培养一批和他们一样的小孩了。现在,把嗓子吊一吊,他们还能配小孩子的声音。再过5年,甚至10年呢?“一想到这个,就觉得蛮可怕的。”冯骏骅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和心情都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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